文｜张家鸿
刘伯温即刘基。刘基是谁？元末时他是浙东文人集团之领袖，时人纷纷投靠；明初他是朱元璋的得力帮手，助力征战置顶典章；先是视朱元璋为明主而靠之，而后渐渐意识到理想破灭；于诗歌与散文创作上，他均为好手甚至高手；一生得志或不得志，倥偬一生前后皆有挚友相伴相随。读完扎实、厚重的《大儒与半仙：刘伯温新传》，真有先生如在目前之感。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，其隐居乡野蛰伏以待，其困守书斋慷慨激愤，其觅得知音诗词唱和，种种情境与心绪皆给人留下经久难忘之印象。
“新传”者，不是特意标新立异，并非传主之新，而是经由作者细细考究、梳理史料后得出的自我眼中的传主。此处之新，正源于此。借松芳于《后记》中所言，则是心目中立着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。刘伯温之肉身已逝去六百五十年，然其留下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价值却历久弥新。
传记写作，不可空疏，不可马虎，不可含混，应在尽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，发出合情合理的声音，表达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。故而，严谨求实，注定是传记写作首要风格。
刘基诗词中，“九疑”这意象反复出现多达四十余处。九疑即九疑山，相传为舜帝南巡驾崩之地。于诗词中反复陈述此山之渺茫难寻，显然有自我志向寄托其中。若能遇到明君如舜帝，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，这样的想法必在刘基心中反复回响。正文下方注释中，列举出《花心动》《长相思》《燕歌行》《风入松》与之相关诗词十几首。以此为基础，周松芳认为：“这种咏叹和联系，使我们理解到：刘基有过人的才华和远大的志向，也和杜甫一样，希望‘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’，可盛时不再，又人君不贤，他理想难以实现。这种反复咏叹，正表现出他内心的郁结之深。”持论有据，立论有因，是周松芳撰写刘伯温的不二路径。此路径正是其恩师黄天骥先生所要求的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研究对象，千万不能有偏爱和溢美。
单就篇幅来看，许多章节中注释文或引文常占据页面一半，不可谓不壮观。由此不难想见，周松芳青灯下苦读深思钻研之背影；亦能想象，周松芳一旦有所得之后内心之欢愉。
与此同时，扎实之风格与具体的、如经纬般存在的细节有关。细节均在史料之中，或旧籍档案、或文献资料、或史家专著、或诗词歌赋。赴南京路上，刘基特邀徐方舟入伙，为明朝替朱元璋拉拢人才；后期作品中多有愁绪满怀的诗歌，依然被时人攻讦；为苏伯衡文集作序，推崇其“理明而气昌”；让长子越过胡惟庸上书朱元璋，而后不得不惶惶然入京请罪。细节，让传主有血有肉，其心之矛盾与挣扎、推崇与厌弃尽显纸上。
第一章提及刘伯温辞去行省掾职之缘由，周松芳是这么写的：“可以说，刘基辞去行省掾职，正是他《官箴》所述重官蔑吏思想的体现。刘基之于‘吏’一贯是蔑视的，这从观念到行动，都表现得十分激烈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有必要对元代的吏制作些考察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刘基的性情遭际。”而后，从元朝重吏的缘由说起，重吏的现状，以及重吏带来的重重弊端，如抽丝剥茧一般，最后由史及人，笔触轻盈落地，虽有史书的引用与典籍的参与，却丝毫不影响阅读的流畅与快意。
细节如巨树之根，探进历史深处即人物所处现实之深处，并在其中盘根错节，支撑起其人间烟火与心事幽深。不管作者所得多少，历史之复杂与人性之幽深尚有诸多未被探明之处。那么，细节正是最可信赖、最能依靠的凭借。
对刘基来讲，大儒，乃现实身份，似乎已然实现。半仙，则有超凡、超世之誉，与野史传说密切相关。人之一生，若能实现其一，已然了不得。倘能二者兼能，试问世间几人可以做到？不管如何，周松芳笔下的人物，一定是有温度的。在几十载人生颠簸中，他与普通人一样有颓丧、气馁、悲伤、失落的时候。有高度、有深度、有温度，才是完整的真实的刘基。
传记写作，往往有两条线索向前延伸，并行不悖。一条为时间线，一条为成长线。在时间或慢或快的前行中，因为有所经历与考验，得以有所感受与体悟，成长随之来到。
元时四仕四隐，明时两次致仕两次入京，一生总计六仕六隐，刘基这不到四十年的仕宦生涯放在历史上确实罕见。那么，梳理出入仕之因与致仕之由乃叙述之重点。面对此种情况，时人怕是多以不忠或贰臣视之，周松芳则没有。从自古以来就有的华夷之防，到元代大一统的意义及其影响，再到刘基心态拷问与诗文品鉴，以及同时代人的诸多观点，而后，他得到这样的结论——“纵观刘基的一生，是奉‘时义’如圭臬的，所谓君臣遇合，都可以置于‘义’与‘时’的范畴。”再具体讲则是——“刘基对于心中之‘义’的追求是坚定的，他随时可以不合（理想、志趣及其他）则去，表现出一种富于理想色彩的书生意气。”不管如何作为，皆离不开义。此义，乃为天下为苍生而来。
人物传记写作，见解与学识固然重要，对传主体贴之心与同情之念同样不可或缺。如此，作家与传主才能成为隔代知音。知音的关系，注定作家不是“创造”传主的那个人，而是走进传主内心聆听心声感知心跳的那个人，彼此是平等的关系。传主不是作家创造虚构出来的，而是用心、用力、用情寻找出来的。从历史洪流中走过的传主，刘伯温也好，非刘伯温也罢，本是隐藏于最深处的符号或标签。把他找出并隆重介绍给读者的情感前提，莫不与体贴或同情密切相关。
在整部作品中，除却传主刘基，其生平挚友宋濂应是作者着墨最浓、提及次数最多的人物。第七章《刘基的朋友圈》中，作者写道，刘基当初邀请徐舫出山，徐舫婉拒。此事二十余年后，仍被彼时同刘基一道赶赴南京的宋濂牢记于心。一时提起，仍旧感慨万千。感慨之引文结束后，周松芳继续写道：“宋濂为徐方舟作此墓铭在洪武十年（1377）丁巳十一月，四年后，他即贬死于道途，不能如徐方舟般善终，宁不悲哉！”于墓志铭中，提及二十年前会晤之事，岂止印象深刻？隐而不出得以善终，入朝为官不得善终，孰是孰非难以辨别。可是，作者寄托其中之同情感，可谓鲜明。
尊重固然寄托其中，尊重与体贴或跟同情有关。尊敬或敬仰何尝不是同情与体贴？它源于刘基身上固有的卓然与超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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